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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瑞典人在台湾的80年代回忆:偷偷跳Disco、没有捷运的


翻译:Wendy Chang

1993年我在瑞典结婚,我的台湾乾妹妹特地从台湾飞到瑞典当我的伴娘;她也和我们一起在欧洲度蜜月,毕竟三个人一起玩比较有伴。几年后,我和我的老公离婚,不过我的乾妹妹还是陪着我,没有离开。

「至少你努力维持了其中一段关係。」我朋友这幺开玩笑说道。

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关係,和她的情谊也是我这一生中一直嚮往的。

我在瑞典乡间出生长大,是家里唯一的小孩,我的母亲是个艺术家,而在家中客厅,她还放了许多和中国艺术相关的书。小时候我常常翻着书,看着里面美丽的图画和照片,梦想着有一天能到中国生活,并且能有一位中国人做我的姊妹。我的第一个洋娃娃就是一个中国娃娃,名字叫做Lin。

1983年,我在瑞典的隆得大学(Lund University)学习中文,大学生活过的非常快乐,社交活动也很多,每天都忙着玩乐根本没有时间好好念书,结果我的中文考试有三次都不及格,可是我并没有就此放弃,而是选择到台湾师大学习中文。

这一切的发生就是一连串的巧合,在到师大学中文之前,我根本没有听说过台湾,是学校一位博士生建议我到台湾学中文;他说台湾是个「有好吃食物、人又很友善」的地方,而他那时刚从台湾参加一个佛教研习会议回来,对台湾人的热情好客的环境印象深刻。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到师大,校方马上就回信欢迎我到师大学中文-当时信件往返一趟就要两个礼拜。

1984年的春天,我首次踏上台湾的土地,蒋介石的儿子(蒋经国)还是总统。当时,我被邀请去参加国庆晚会,却觉得有点华而不实;宴会中各阶级的将军穿着闪亮亮的军服,席间还有冰雕雕像、各类食物跟饮料陈列。

当时的台北还没有捷运,生活步调也没有那幺快,举例来说,不论是搭公车还是骑机车,光从台北市区到淡水就得花上一天的时间,街上都是脚踏车和机车,而且还会常常听到北京腔中的「儿」音。我特别记得在师大路上,有家饺子馆是位北京老先生开的,我到台湾的前几顿午餐就是坐在他的店里,听着他如何快乐地对朋友还有客户大声招呼。

一天,第一次从师大回到台北车站足足花了我一整个下午的时间,我停在中正纪念堂休息,忽然来了一群科大学生,他们从板桥来到中正纪念堂要拍毕业照。那是个非常典型的班级,有57个男生却只有3个女生。当时有位女孩会讲一点英文,问我要不要跟他们一起拍毕业照,而就是从那天开始,注定了我们分不开的缘份;她的名字就和我的洋娃娃一样,名字是Lin。

一位瑞典人在台湾的80年代回忆:偷偷跳Disco、没有捷运的

她和我分享她的生活,并带我到处走走看看,当时台湾还在戒严有很多规定,例如学生是不能跳舞的,所以大家就会想办法偷偷溜出去。当时古亭的一家麵包店后面有个祕密基地,只要穿过烘焙区的小门就会进到一个大房间,我们就在里面跳着美国的Disco舞曲,喝着可口可乐,真的是超级刺激。

某天,我和她一起回老家。她的家乡在嘉义梅山, 是需要搭很久的客运才抵达的一个小村庄,只有一条路和几间房子。她的家看起来就像我母亲藏书中的图片:传统的正方形四合院及红色的大门。她的家人很热情地招待我,而左邻右舍则都想看看我,附近小朋友都想摸摸看我的金色头髮,看是不是真的,觉得自己就像身处在童话故事中。

就在我到台湾没多久后,我的母亲和祖母突然过世, 而我的台湾新姊妹陪伴我度过了那段时间,并承诺会永远待在我身边, 许多年以后,一个尼姑看着我们说道我们前世可能就已是姊妹了,但谁知道呢?

我觉得是否前世就已是姊妹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,大学考试不及格的「祸」,竟会成为一生追求的「福」:我得到了一个台湾妹妹!

在瑞典我们有一句话说:「坏事总会伴随好事而来」,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

一位瑞典人在台湾的80年代回忆:偷偷跳Disco、没有捷运的前往乾妹妹的嘉义老家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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